2023年8月24日，日本气象厅观测到福岛县附近海域表层水温较往年偏高大约1.5摄氏度。

  但东京电力公司的操作人员没工夫关心这个，他们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污染水从储罐中流出后，首先进入一个混合稀释槽，在那里与大量海水进行混合稀释，将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降至日本国家标准的四十分之一以下。

  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1000秒，第一批经稀释的核污染水经由一条长约1公里的海底隧道抵达太平洋的出口。

  就在水泵启动的那一刻，福岛县当地渔业协会的几名代表正站在核电站大门外，手里举着横幅。

  他们身后是空无一人的渔港码头，码头上堆放着一排排清理洗涤干净的渔船，那些船本应在这个季节满载秋刀鱼返航，但实际上大部分船只连港口都没出。

  来自茨城县的一名渔民在当天的集会上说了一句后来被日本媒体反复引用的话：“政府和东电欺骗了我们十二年。”

  当地时间下午1点刚过，共同党首李在明正在国会主楼前的一顶白色帐篷里。

  支持者们围坐在帐篷周围，有人举着尹锡悦被合成在核废水中的海报，那个出自“济州环境运动联合”之手的PS作品把总统的脸贴在杯子上，标语写着“日本福岛核污水，真的要喝吗”。

  的组织者用便携式扩音器反复喊着一句话：“我们反对，因为这不仅是日本的事。”

  早在2011年3月11日那个灾难性的下午，9.0级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冲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这些水在随后的每一天里不断增多——地下水渗入反应堆建筑，雨水从天而降，与原有的污染水混合在一起。

  东京电力公司在厂区空地上修建了超过1000个储水罐，把污染水收集起来存放在里面。

  到2023年夏天，大约137万吨污染水拥挤在这些用钢板焊接而成的巨型圆筒里。

  上午还在首尔国会前的李在明在当天中午之前已经被支持者们扶着离开了帐篷。

  但他的诉求清单非常明确：尹锡悦政府必须对破坏国民生计和民主的行为公开道歉，必须明确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必须彻底改组内阁。

  这三条要求被工整地写在帐篷外的一条白布上，旁边挂着另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没能阻止政权走向无能和失控，我想我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在排海开始后的第三天，禹元植和几名同党议员飞往日本福岛，参加了当地的反排海集会。

  禹元植在福岛市一个社区会馆里对着几十名日本市民说：“尹锡悦政府支持岸田政府将核污染水排海的投机行为，但大多数韩国国民明确反对。

  排海启动还不到一周，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把国内反对排海的声音比作“认为1+1=100的人”。

  前国民力量党议员刘承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尹锡悦没有与核污染水排海的日本做斗争，而是与反对排海的韩国国民做斗争。”

  在那之前，政府组织专家研究论证了五种处置方案：氢气释放、地层注入、地下掩埋、蒸汽释放和海洋排放。

  地层注入是把污染水加压灌入地下深处，对其他几个国家没有直接影响，但日本国内的地质条件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这种方式。

  地下掩埋需要在污染水中加入水泥等固化材料，把放射性物质封存在固体中永久埋藏，但这项技术的成本和难度极高。

  蒸汽释放则是用蒸发装置把污染水中的水分变成水蒸气排入大气，放射性物质则留在水中形成浓缩残渣，但这种方法同样会产生二次废物需要处理。

  东京电力公司对这些方案逐一进行了成本测算：将污染水排入大海，预估需要17亿到34亿日元；蒸汽释放法的成本大约是它的数倍；把污染水固态化埋入地底则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2023年，当排海进入最后阶段时，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专门去了一趟福岛。

  他在当地一个海鲜市场里点了满满一桌菜，有生鱼片、烤扇贝和海胆，当着记者的面吃得津津有味。

  日本媒体热情地报道了这位大使的“盛举”，试图以此证明连美国高官都敢吃福岛海鲜，说明水质没问题。

  但日本农林水产省同期发布的一组数据让这一切显得格外讽刺：2023年上半年，美国是减少进口日本农林水产品最多的国家。

  美国主要减少进口的三种食品——日本酒、鱼糜和扇贝，产地全都位于受核污染水排放影响的区域。

  韩国国内的批评媒体干脆打出了这样的标题——“美国嘴上喊支持，实际却限制最多”。

  渔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哪艘渔船的网破了，但第二天、第三天，死鱼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一名姓金的老渔民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在这片海域捕了四十五年鱼，从没见过这种场景。

  济州大学的海洋生物研究团队在事发后第6天采集了死鱼样本做检测，初步报告称死鱼的鳃部存在异常充血现象。

  虽然放射性检测结果尚未给出明确结论，但济州岛以及韩国西海岸全境的渔民已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核污染水来了。

  据统计，仅丽水市一地就有超过100万条石斑鱼死亡，相当于该地区石斑鱼总饲养量的二成多，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约8400万元。

  当韩联社记者问他是否还会继续抗议时，李在明摇了摇头，只说了一句话：“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

  白天，阳光透过帐篷的布料把里面晒得像蒸笼一样闷热；夜里，帐篷外的小虫子在灯下飞舞，蚊虫叮咬让他的手臂和小腿上布满红点。

  他绝食的最后一周，帐篷外的支持者从几十人变成了几百人，又从几百人变成了上千人。

  最后一天，帐篷外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拿着各种慰问品和花束，像是去参加一场肃穆的仪式。

  在环境治理领域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法则，叫“决策者困境”：当一种污染物的危害需要很多年才会显现时，决策者往往倾向于选择眼前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法，把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未来和他人。

  与之相比，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外界舆论而拨付的“风评受害对策预算”是多少呢？仅2023财年，日本复兴厅专门拨出一笔高达700亿日元的款项，用于“处理核污染水排海的负面信息”。

  换句话说，日本政府宁愿拿出比排海方案高出近20倍的钱去美化排污决定，也不愿拿出这笔钱来建造更安全、更环保的处置设施。

  东京电力公司当然也不会亏钱，因为日本政府早已同意设立一个专项基金来帮助东电支付排海工程的建设费用。

  这份报告的长度超过140页，收录了来自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提供的各种技术数据和环境评估。

  报告发布的当天，日本各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都在用长篇报道解读这份权威认证，仿佛终于拿到了一张安全背书。

  但IAEA总干事格罗西在那天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两番话，却几乎被日本媒体完全忽略了。

  第一，他在报告前言中亲自写明：“这份报告既不是对这一政策的推荐，也不是背书。”

  第二，他在面对记者时反复重申，排海计划“归根到底是日本政府的国家决定”，IAEA只是被日方邀请来评估这个决定的科学性，而不是对决定本身给出合法性的裁决。

  更重要的是，IAEA工作组在评估过程中收到的授权范围从一开始就被日方限制。

  日本政府不同意IAEA对除排海方案之外的其他可能处置方案做评估，也没有允许IAEA进入所有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核电站内部设施进行取样。

  一份评估范围被委托方人为限制、连总干事本人都不愿称为“推荐”的报告，却被日方宣传成了国际社会的背书，这种手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算高明，但它确实奏效了。

  尹锡悦的立场来自他在2022年上台后就确立的一个总方针：不顾一切代价改善韩日关系。

  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署后的几十年间，强征劳工和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屡屡导致两国关系恶化。

  尹锡悦上台后作出了一连串在韩国政坛看来极其“大胆”的外交举措：他同意在不要求日方追加道歉的情况下解决强征劳工问题，由韩国企业自愿出资代替日本企业支付赔偿金；他在独岛问题上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克制态度；他还在没有要求日本为历史问题重新道歉的前提下，恢复了日韩领导人每年例行互访的“穿梭外交”。

  对尹锡悦而言，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反对日本，等于彻底推翻了自己上任以来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的“历史和解路线”。

  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口头支持，“容忍”日本的排海决定，同时在国内舆论上尽量不做过多渲染。

  当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洋出现死鱼，当消费者开始回避一切韩国水产品，当他们把排海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发现支持日本的居然是本国政府时，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没人能承受。

  洛杉矶大学的一个海洋研究团队在排海启动前一年就制作了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扩散的洋流模型。

  根据这个模型，核污染水排放后，将在黑潮的作用下沿日本东部海域往北偏东方向移动。

  黑潮是世界第二大暖流，其表层流速可达每秒2.5米，相当于常人快走速度的六倍。

  在2023年8月底进行的三维模拟中，研究人员发现排放后第57天，第一批核素粒子就到达了北太平洋中央区域。

  研究人员在论文中特别强调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细节：由于全球变暖导致海洋环流模式发生明显的变化，核素的实际扩散速度可能会比预测值更快。

  在福岛排海新闻铺天盖地的时候，又一条与环境安全相关的消息几乎完全淹没在舆论中：2025年1月12日上午10时23分，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的月城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了一起令人瞠目的泄漏事故。

  该机组正常运作时，储藏在装置内部大约29吨未经任何样本分析的核废液，在工作人员疏忽操作下被直接排放入海。

  韩国水力原子能公司在泄漏发生后约1个半小时才报告了韩国原子能安全委员会。

  消息传出后，有韩国网友在社会化媒体上写道：“我们拼命要求日本停止排海，自己的核电站却把未经检测的核废液直接倒进海里。”

  你怎么要求日本停止排放，你自己却在同样的事上这么随意？至少在道义上，这是一次堪称毁灭性的自我伤害。

  国际海洋法公约中有这样一个原则：任何国家在从事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跨界污染的活动时，必须事先通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并进行充分的环境影响评估和协商。

  日本政府在排海决策过程中走的是这样一条路线：技术问题归IAEA，法理问题归国内法，国际程序不配合，国际舆论不理会。

  日本政府以“国家安全涉及核电技术”为由，在排海决策和建设阶段没有给予周边邻国查阅关键监控数据的权限。

  韩国直到2023年8月仍旧没办法直接从东电获取实时排放数据，只可以通过IAEA间接获取信息。

  排海启动当天下午，海关总署发布2023年第103号公告，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和WTO《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协定》有关法律法规，决定自即日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从发布起的那一刻起，任何一艘装载日本水产品的货轮都不得进入中国任何空港和海港。

  当日方运营商的排海水泵在福岛启动时，中国海关的关员慢慢的开始在各大口岸向日本水产进口商签发退运单。

  如果说此前中国对日本水产品的限制措施还只是禁止福岛等十个都县的产品进口，那么这次公告的打法就是无死角封杀。

  北海道扇贝堆积在丰洲市场的冷库里找不到买家，长崎县的养殖鱼价格在消息公布后24小时内暴跌了百分之三十。

  排海启动后的两年间，东京电力公司一共完成了14轮核污染水排放，每轮排放约7800吨，累计排放量约12.5万吨。

  到2025年，东电安排的年度排放量约为5.46万吨，正好装满大约25个储罐。

  据东电公布的数据，核污染水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质氚的总量控制在上限22万亿贝克勒尔以内。

  根据日本政府自己公布的数据，经ALPS处理的核污染水仍有超过70%未达到排放标准，需要再次净化处理。

  ALPS在以往运转中被证明无法有效去除氚和碳-14等放射性核素，至于能否有效去除其他放射性核素，专家说“有待进一步试验和工程验证”。

  什么叫“有待试验验证”？这不过是在说这样一个事实——到今天为止，连东电自己都不敢百分之百保证这些水真的安全。

  韩国《》在排海一周年时发布了一篇令颇为尴尬的报道：曾经将排海称为“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共同，在一年后已经基本不再用这个提法了。

  2023年9月那个在帐篷里绝食24天的李在明，也在排海一周年之际悄然改变了反对的态度。

  几名济州市民把那幅尹锡悦接核废水的PS海报从街头撕了下来，卷入一个旧的纸筒里。

  一名海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政府说水安全，但没人买我的海螺。

  难道消费者的胃也不安全了吗？”这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核心所在——安全不安全是一回事，人们信不信是另一回事。

  排海这把大火不仅烧到渔业，韩国水产从业者面临的还有消费市场的持续性坍塌。

  根据一篇发布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论文，研究者对韩国三大报纸整整498篇关于核废水排放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系统分析。

  石破茂声称，核污水排海是续南京大屠杀、巴东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后日本行的又一事实。

  这句类似于批评日本政府的话引发舆论嘲笑，毕竟他是代表自民党参选的，怎么上一秒还待在内阁里当干事长，下一秒竞选时就调转枪口说过去十年政府搞的是行。

  济州岛渔民集会、死鱼漂浮、舆论失控、外交，这一切事件的背后有一个隐藏的身影：美国政府。

  华盛顿从白宫到国务院再到驻日大使馆，几乎整个外交机器都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美国支持日本。

  但北京的一个智库在排海启动后整理了一组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限制数据。

  数字很直白：直到排海前夕，美国针对包括福岛县在内的日本14个县实施了食品进口限制措施。

  美国一边支持日本排海，一边却保持对福岛食品的海量禁令，这种操作实在没法用正常逻辑来解释。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提醒过世人，气候环境问题正在面临一种“不作为的共识”。